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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才子苏轼的宦海浮沉 ——读史谈片话镇江之九十九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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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线颐养天年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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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江
□ 习 斌
  苏 轼 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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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鼎、铜鼓、玉带、金山图,这是著名的“金山四宝”。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,无疑是苏东坡玉带。《苏轼诗集》有诗《以玉带施元长老,元以衲衣相报,次韵二首》。其一云:“病骨难堪玉带围,钝根仍落箭锋机。欲教乞食歌姬院,故与云山旧衲衣。”其二云:“此带阅人如传舍,流传到我亦悠哉。锦袍错落差相称,乞与佯狂老万回。”这两首诗的背后,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。
  清人王文诰注此诗,曰:“佛印禅师住持金山寺。公便服入方丈。师云:‘此间无坐处。’公戏云:‘暂借和尚四大,用作禅林。’师曰:‘山僧有一转言,言下即答,当从所请;如稍涉拟议,则所系玉带,愿留以镇山门。’公许之,便解带置几上。师云:‘山僧四大本空,五蕴非有,欲于何处坐?’公拟议未即答,师急呼侍者云:‘收此玉带,永镇山门。’公笑而与之。师遂取纳裙相报,因有二绝,公次韵答之。”
  佛印禅师是北宋高僧。据《金山志》载:“了元佛印禅师,字觉老,饶州浮梁林氏子。出家,即遍参圆通讷公,以为书记。先住江州之承天,继迁淮之斗方、庐山之开先、归宗,润州之金山、焦山,凡四十余年。缙绅之贤者,多与之游,名动朝野。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,以旌师德。”
  佛印和苏轼交情十分深厚。关于东坡玉带的故事,亦见宋普济《五灯会元》卷十六。据《五灯会元》所载,苏轼将玉带留下之后,乃作偈曰:“百千灯作一灯光,尽是恒沙妙法王。是故东坡不敢惜,借君四大作禅床。”金山寺为此建起留玉阁,收藏这条珍贵的玉带。
  东坡玉带的故事,民间流传甚广。除了玉带,苏轼和佛印之间还留下了不少趣闻逸事。如清褚人获《坚瓠集》记载,苏轼生平喜欢吃猪肉,佛印主持金山寺时,得知苏轼要来,事先烧了一大锅红烧肉,虚席以待。没想到,肉却被侍者偷吃了。等苏轼到了金山,只剩下空空一口锅。苏轼没有生气,相反赋诗一首,云:“远公沽酒饮陶潜,佛印烧猪待子瞻。采得百花成蜜后,不知辛苦为谁甜。”
  陶潜指的是陶渊明,子瞻是苏轼的字。诗中苏轼用了一则典故。东晋时,慧远法师邀集名士,共结“莲社”,可陶渊明却是屡请不来。慧远得知陶渊明嗜酒如命,于是破例为他准备了好酒,延请陶渊明赴会。陶渊明是慧远的方外好友,苏轼以此来比喻自己和佛印的友谊。
  苏轼将玉带留在金山寺,这件事发生在元丰七年(1084)八月。当时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,在赴任途中,他顺道来到润州,拜访佛印。
  次年七月,苏轼从常州赴登州上任,又一次途经润州。这次在金山寺与佛印禅师会面,苏轼带去了一部《楞伽经》。《楞伽经》是著名佛教典籍,苏轼得到的《楞伽经》,乃好友张方平所授。
  据涵芬楼《说郛》记载,张方平以《楞伽经》授苏轼,云:“且以钱三十万,使镂板印施于江淮间。”苏轼说:“此经在他人尤为稀世之瑞,况于公乎?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。”佛印听说此事后,对苏轼说:“印施有尽,书而刻之则无尽矣。”佛印的意思是,刻印佛经、广为布施,所做的功德是有限的;如果能够手书佛经,然后再去刻印,这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。
  苏轼于是留在金山寺,手书《楞伽经》。佛印同时请人到钱塘去找能工巧匠,刻印《楞伽经》,使其流传四方。佛印请苏轼手书《楞伽经》的本意,很可能是希望通过苏轼的名声,来弘扬这部佛经。苏轼在金山寺写经的地方,后来被称为“楞伽台”。
  从熙宁四年(1071)到建中靖国元年(1101),苏轼一生先后十余次到过润州。而这十多次到润州的经历,其实见证了苏轼的仕途坎坷,宦海沉浮。
  熙宁四年,是有确切文字记载的苏轼第一次到润州的年份。这一年,他三十六岁。因为反对熙宁变法,苏轼由京师被外放为杭州通判。这年十一月,在赴杭州上任途中,苏轼经过润州。他前去金山寺,拜访宝觉、圆通两位长老,并夜宿金山寺。第二天,他又从金山放船至焦山,并北固山,游甘露寺。
  苏轼著名长诗《游金山寺》,就写于这次夜宿金山之时。这首长诗给后人留下一段悬案。人们怀疑,苏轼在金山寺观赏江景时,看到了不明飞行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诗里有这么几句:“江中似有炬火明,飞焰照山栖鸟惊。怅然归卧心莫识,非鬼非人竟何物?”这是苏轼笔下描绘的江景。江面上好端端地,怎么会出现如此诡异的景色呢?苏轼当年在金山寺究竟看到了什么,今天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。
  熙宁七年(1074)正月到四月,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曾到润州督导赈灾。在此期间,苏轼除了再游金山和焦山外,还和柳子玉、刁约一起,游玩南郊鹤林寺和招隐寺。柳子玉名柳瑾,他和刁约一样,都是润州丹徒人。柳子玉的儿子柳仲远娶的是苏轼的堂妹。柳子玉其时到舒州赴任,正巧经过润州,遂和苏轼得以相见。苏轼和刁约、柳子玉吟诗唱和,留下不少诗作。
  除了佛印,苏轼和金山寺宝觉禅师也是方外之交。苏轼有诗题曰《金山寺与柳子玉饮,大醉,卧宝觉禅榻,夜分方醒,书其壁》,即写于此次润州之行。据清查慎行诗注:“此诗真迹,鄱阳洪迈得之。淳熙十六年(1189),刻石于当涂郡斋。”
  当年九月,苏轼由杭州通判改任为密州知府。赴密州上任途经润州,苏轼和胡宗愈、孙洙、王存等同登多景楼,唱酬山水。苏轼舟过金山时,并未停留。宝觉禅师得知后,驾着小船追赶苏轼,为其饯行。苏轼到密州之后,宝觉禅师专门派人送去书简,致以问候。苏轼复简的同时,以《后杞菊赋》回赠宝觉。
  元丰二年(1079)三月,苏轼改任湖州知府。赴任途中,他再一次经过润州。刁约这时已经病逝,苏轼亲自前往京口万松岗刁约墓地,吊唁好友。为此,苏轼写下了《祭刁景纯墓文》和《哭刁景纯》诗。
  其时江面突起大风,无法行舟,苏轼遂在金山寺淹留了两日。距离上次来到金山,一转眼已五年过去了。苏轼深感时光之倏忽,写诗一首,以赠宝觉。诗题《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,次旧诗韵,赠宝觉长老》。
  可让苏轼怎么也想不到的是,短短几个月后,令他九死一生的“乌台诗案”案发。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以及两名台卒,赴湖州抓捕苏轼。
  据《孔氏谈苑》记载,苏辙得知这一消息后,赶紧派人到湖州通知苏轼。可是送信之人怎么也赶不上皇甫遵一行。当时皇甫遵带着儿子一起赴湖州。正巧经过润州的时候,皇甫遵的儿子生了病,为了替儿子求医问药,皇甫遵在润州耽搁了半天。如此一来,送信之人才抢先一步,赶到湖州,将此事告知苏轼。苏轼安排妥当公务,静候皇甫遵的到来。[flash=480,400,0][/flash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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