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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党人,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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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线厚庄老人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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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总是宦官成为“党锢事件”的赢家、而士大夫与太学生却是输家?为什么清流看不起宦官,但最终总被宦官所灭?请欣赏本人新作《东林沉浮》选34——
        忆党人,为何受伤的总是我
提及中国清流,历史上最有名的有两支,一支是我们眼下所说的大明东林党,另一支则是中国最早的清流集团——东汉党人,他们都出现在王朝的末世,就像一个老者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。


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中,笑到最后的是宦官,而东汉党争哪个又算是彻底的赢家呢?
关于晚明党争,我们到这里讲得已经差不多了,为了深挖党争胜败谜团及其与王朝末世的关联,这一集我们不妨再拓展一下时空隧道,把视线拉到两千年前,看看中国最早的党争是怎样一番光景——
公元二世纪中叶,中国东汉帝国走向衰败。
此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,是东汉第十任皇帝:汉桓帝刘志,著名昏君。此人十五岁登基,在位二十一年,一生沉迷佛道与女色,所做“最具开创意义”的一件事,就是卖官鬻爵,按级论价,公开卖官。
因为桓帝昏庸腐败,没时间没精力顾及治国理政,所以就找了一群奴才帮闲,把大权一部分下放到宦官之手。这些宦官素质很差,他们在治国理政上无所作为,搞腐败却一个赛一个,到处抢掠,兼并土地,把朝野搅得乌烟瘴气。
汉桓帝统治末期,宦官恶行猖獗至极,不禁令朝野有识之士忧心忡忡。出于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忧,一些士大夫挺身而出,坚决反对宦官专权,对他们进行抵制或反击。
这些士大夫的根据地是太学。
什么是“太学”?那是古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,自西周就有,到汉朝兴盛,相当于后来明清时代的国子监,比东林那样的民间书院,当然更正规更具规模。“太学”里的学员称“太学生”。东汉末年,太学当时有学生三万余人,影响力非常之大。太学生们干的事,与后来东林书院相仿——评论朝政,臧否人物,激浊扬清,形成了著名“清议”,是全国舆论中心。
东汉末年,太学生领袖郭泰、贾彪与朝中清流大臣李膺、陈蕃等联袂,结成“党人”。形成中国最早的清流党。
党人反对宦官并不排斥外戚,他们和桓帝的正室、皇后窦妙的父亲——大将军窦武惺惺惜惺惺。虽然窦武是皇帝的老丈人,是外戚,但是品格高尚,倾向清流,于是太学、清流和外戚三股势力合一,联手打压宦官。
应该说,在三股势力的打击下,一开始宦官是处于不利地位的。
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,一些大宦官的家人党羽因为在地方为非作歹残暴百姓,而被清流官员处以极刑、大赦不赦。朝中宦官感觉到末日将至。但是别忘了,他们的根是皇帝,仓皇之际,他们又抱住了皇帝这颗大树根,向汉桓帝进谗言,说清流结党,这些党人违抗皇命大赦令,形同谋逆,必须打击。桓帝听信一面之词,下令布告天下,逮捕党人。党人首领李膺被捕入狱,受牵连党人达200余人。后窦武上疏,迫使桓帝放人,李膺得以获释,放归田里。
这就是东汉史上的第一次“党锢之祸”,以清流党人受创、暂时罢战结束。
两年之后,第二次党争呼啸而来,这次不同第一次,是生死决战。
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底,桓帝去世,十二岁的灵帝继位。窦皇后成了窦太后,临朝听政,大将军窦武掌握实权,起用党人,陈蕃被重用,被废黜的李膺等人被征召入朝,共理政事。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五月,大汉出现日食天象,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常识,通常把这种天文现象称为“天狗吞日”,是凶兆,国家要出大乱子。于是,窦武借此建议窦太后解决宦官问题,清除宦官势力,但一直被宦官逢迎的窦太后犹豫不决。
事不宜迟,窦武、陈蕃等人决意先斩后奏,清除宦官曹节、王甫一党。他们开始筹划相关措施,抓捕宦官。但是,事有不密,走漏了消息,宦官为自保,殊死一搏,先下手了。他们挟持汉灵帝,关闭宫门,假传诏令,掌控了御林军,接着,劫持窦太后,抢夺玉玺,下令追捕陈蕃、窦武等人。
窦武连夜飞奔步兵营起兵对抗,本来他的人马对付宦官御林军是绰绰有余的。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吊诡,宦官临时搬了救兵——他们假传诏令,称窦氏叛乱,征召刚刚班师回朝的抗匈奴名将、中郎将张奂率军入宫平乱,一下子打破了势力的天平,张奂大军与宦官王甫所率领的御林军一起进攻窦武,窦武被重重围困,无奈自杀。
年近八旬的党人领袖陈蕃闻变,率部属及太学生八十余人一往无前,拔刀剑冲入皇宫,一边破承明门而入,一边振臂高喊。宦官王甫率兵围了上来,陈蕃举剑大声喝斥王甫,王甫的兵士不敢靠近他。于是增兵包围陈蕃等人几十层,陈蕃等人冲至到尚书门,因寡不敌众被擒。那些宦官的随从对被俘的陈蕃老人又踢又踩,乱打乱骂,当天就杀害了他。八十余太学生死士亦全军覆没。
就这样,宦官集团先下手为强,彻底改变了局势。于是一群小人得志,参与政变的宦官趾高气扬,坐地分赃。与此同时,他们对被指为“党人”的士大夫、太学生进行残酷打击,疯狂迫害。李膺等人再次被罢官,被捕入狱,处死,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。第二次党锢之祸,以宦官集团的完胜而告终。
第二次党锢之祸终结十六年后,黄巾起义爆发,六年后,汉灵帝去世,东汉朝廷奄奄一息,才正式为陈蕃、窦武等人平反,党锢之祸总算就此结束了,而东汉王朝大势已去。
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争的结局,也是东汉政权走向死亡的标证。
中国的历史总是惊人轮回。东汉党锢之祸结束1500年后,大明王朝发生了同样一场党争之祸。以清流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,与权宦魏忠贤组建的阉党,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朝堂战争,结果与1500年前的东汉一样,清流败亡,权宦胜出,随后,整个王朝轰然倒塌。
读过宦官史的朋友大概都知道,那个群里好人不多,能人不多,缺乏文韬武略。可是,为何总是宦官成为“党锢事件”的赢家、而士大夫与太学生却是输家?为什么清流看不起宦官,但最终总被宦官所灭?
道理很简单,因为皇帝站到了他们那一边,宦官从肉体上讲,是无根的,但从势力讲,他们是有根的,这个根就是皇帝。宦官灭清流,就是皇帝打压士大夫,是皇权与士权博弈的衍生品。在中国封建王朝,虽然所有人都为皇帝服务,但是远近有别,亲疏有距。士大夫是皇帝的搭档,而宦官是皇帝的家人奴仆,一个老板被合作伙伴取代的危险性大,还是被奴才取代的危险性大呢?不言而喻。宦官杀清流,实际上就是皇权灭士权。因为自古权臣取代皇帝的事情多矣,而太监登大宝的,微乎其微,所以清流一旦做大,皇帝一般乐意放手宦官去打压。
从君权代理人角度讲,虽然士大夫也是有份的,但相比之下,宦官往往更占据得天独厚的条件,他们代表甚至控制皇帝的机会更多。在那个年代,皇帝是至高无上的,是正义与合法的化身。所以,宦官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他们一方面能在皇帝跟前进谗言,对那些士大夫清流妖魔化,将他们划为“诽讪朝廷”的大逆罪臣,另一方面借皇帝的诏书发号施令,对这些“罪臣”进行打击迫害。
当然,上述有利条件并不足以使宦官注定成为赢家,真正使宦官获胜的原因还有他们的非常做派。
什么非常做派?那就是超乎常人的阴柔心术。我在前面一再分析了宦官的心理,因为让皇帝放心的“工作需要”,宦官都被人为阉割,这不仅使他们丧失性功能,而且扭曲他们的人格与人性,特定的生存环境,使他们大都成为心理阴暗的小人。宦官一旦得势把持朝政,往往会释放人性的惊人能量,形成一股无所顾忌的黑恶势力。相对而言,清流士大夫都是正人君子,君子讲规则守法度,即便是“打黑”,也要走程序,以事实为依据,依法办事。比如,东汉党人想解决宦官问题,先征求领导意见,太后没有同意,他们便犹豫不决。当他们决意行动之后,也没有采取军事行动,而是准备抓几个宦官审讯,查出罪行,上奏朝廷予以法办。这么做,自然是君子所为,却因此贻误时机,给对手反扑的机会。
反观小人,他们无所顾忌,不守法规,不择手段。宦官王甫等人的行事,果决阴狠,他们连皇帝太后都敢拘禁,抗匈奴名将也被骗其所用,如此先下手为强,谦谦君子岂能料及?君子试图依法“打黑”处置小人,而小人却利用“黑打”收拾君子;“打黑”终究不及“黑打”,君子完败于小人。
自东汉“党锢之祸”起,类似的祸事历代都没有绝迹。我们这部书所讲述的晚明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就是持续实例之一。在这些党争的权宦眼里,宫廷没有规则与文明,只有血淋淋的坑害杀戮,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。不得不说,对于宫廷权斗的本质,这些奴才比那些士大夫看得更透。
再有,别以为宦官的势力在宫内,在最后交战时刻,军队往往掌握在他们手里。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。舆论的力量固然强大,但到最后解决政治问题,临门一脚,还是武力。
   清流与宦官的决战时刻,东汉清流领袖陈蕃,尚能带领80名太学生武装上阵拼杀,而东林对付魏忠贤,则至始至终,动口不动手,面对抓捕,束手就擒。可见,清流的口舌,越来越利,但是尚武精神与动手能力,则是愈发退化,到了明代,几近雌化了。吵架与告状成了他们主要战斗方式,而吵架云云应是妇人的手段,男人怎么说也应该保持最后武力解决问题的能力。    
在这方面,党人的追随者后来倒是吸取了教训。
东汉党人领袖陈蕃有个追随者,叫曹操,原本是不被党人清流看好的一个小人物,但两次党锢之祸后,党人惨败,而他们不看好的这个人却做出了党人无法企及的功业,收拾了东汉残局。
当然,从出身讲,曹操很尴尬,不算是清流党人,加上教育经历,应该说,他是个党人与宦官结合的怪胎。
众所周知,曹操本不姓曹,而复姓夏侯,亲爷爷叫夏侯睿,是东汉南阳县令,为官清廉,标准的清官清流。但可惜这个样子的夏侯睿日子一直过得很苦,后因朝中党争被罢官,竟达到不能养活子女的地步,所以把二儿子夏侯嵩(曹操父亲)送给朝中的朋友大宦官曹腾收养。于是夏侯嵩改姓为曹嵩。曹操就多了个宦官爷爷曹腾。
  曹操干爷爷曹腾是汉相曹参之后,侍奉过东汉四位皇帝,顺帝、冲帝、质帝和桓帝,尤其是桓帝这代,他的即位多亏了中常侍曹腾,曹腾也因此被封为费亭侯,官拜大长秋,俸禄仅在丞相、太尉之下,是宦官中位极人臣的佼佼者。
     清流亲爷爷独善其身却失势,宦官干爷爷身心残缺却显赫,这给曹操幼小心灵埋下很深烙印。史料显示,东汉末年政治腐败,宦官专权,天下有志者无不以除恶为己任,皆欲效李膺、陈蕃成为清流。而曹操、袁绍这些人都是窦武、陈蕃的追随者。
     党人在第二次党锢之争遭到灭绝杀害之后,曹操、袁绍这些后起之秀脱颖而出。
   曹操之所以搏出了不世之功和政治前途,不仅是因为他有党人之志,而且还在于他破了党人的自缚之茧。
   清流以清官忠臣自居,既不敢反皇帝,又不敢拥兵自重,那么如何对付皇帝的奴才宦官呢?宦官打压他们的罪名常常是谋反,而他们失败的要因之一恰恰是不敢谋反。
   而退一万步讲,谋反罪又算得上什么罪名?反了又怎么样?
   晚明《潜书》作者唐甄早就看透:“自秦以来,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”,既然皇帝都是“做贼”的,那么谁人做不得?苍天已死,黄天就当立;“奉天承运”,哪个不可“诏曰”?昏君手下的士大夫,是等着定上莫须有的谋反罪名、连个证据都拿不出来、窝窝囊囊死好,还是真反的好?
    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: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这样说来,不想当国王的拿破仑就不是好拿破仑,所以拿破仑就成了国王。推而广之,不想当主宰者的士大夫就不是好士大夫,难道不是也很正确吗?所以士人之想夺取王位,以至黄袍加身,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,除了皇帝害怕,对其他人有什么妨碍呢?
敢于反皇帝的人,才称得上有雄心,有志气。
     作为士人自立代表的曹操,曾如是评述英雄:“夫英雄者,胸怀大志,腹有良谋,有包藏宇宙之机,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”
这话其实间接挑明,反皇帝本不是天生大逆不道,只不过是在被剿灭后受到的污蔑。成功了,他就是君临天下。
曹操看透了这个理,所以果断出手,拥兵自重,挟天子以令诸侯,宦官和士大夫都奈何不了他,他掌握了军队,有自己的武装力量,他扶植皇帝,不依靠皇帝,乃至皇帝不行时,换皇帝,直至自己名为汉相实为汉皇。所以,最终无论他与谁斗,受伤的都不在是自己。
崛起后的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后,一方面效仿党人的气魄与作为,另一方面,也对过于讲究的党人门槛予以铲平。在曹操颁布的《举贤勿拘品行令》,公然要求推荐那些“不仁不孝,但有用兵之术”的人为官。这简直是对那些强调“君子入仕”却眼高手低的清流士大夫的颠覆性嘲弄。
当然,曹操的成功,只是弥补了清流的短板,但并不能抹杀清流士大夫的价值。汉明两朝清流被灭于王朝末世,恰恰说明,皇帝及其奴才宦官屠杀清流伤了天下士人的心,令天下良心知识分子心碎的王朝,向来是走不远的。这也是“欲灭其国先灭其士”“欲灭其士先灭士气"的鲜明应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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